尊敬的全国网友，所有关注我家事的朋友：

在我写绝笔信时，我满眼都是罗烈副所长在我家楼下薅着我的头发扇打我的脸，用手铐拖拽我的情景。半年来，我和丈夫无数次在一起抱头痛哭，孩子看见我被暴打的场景成了我家跨不过去的坎。

为了洗清自己的冤屈，半年来，我去了所有能去的部门，公安部，江苏省公安厅，徐州市公安局，徐州市纪委，丰县纪委，每一次无功而返，我都不甘绝望。

这一次次伸冤构成了我上访次数的绝大多数，按照官方说法，我十五次上访，因自己被暴打拘留的投诉超过十次，十多次的呼告和求助，除了加重家庭的灾难，我还给自己扣上了缠访人的帽子：我低估了让一个毫无人性警察认错的难度。

后来，我们寄希望于绝笔书能够引发上级领导关注，进而公开暴力执法的视频，让罗烈受到应有的惩罚。

官方通报却称执法仪断电了，监控没了。这样的结果，完全出乎我和丈夫的意料。

官方通报出来后，很多网友提出质疑：女儿的眼睛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不走司法途径；是不是为了钱而闹访，是不是真的自杀；看到网上的谩骂，我们真的很难受，我和丈夫今夜逐一回应所有质疑。

女儿眼睛被无意伤害致残，有证据和证人

2018年3月12日下午放学，女儿嘉嘉的同班同学李梓硕和秦子轩在放学列队期间发生冲突，李子硕衣服拉锁甩到我女儿的左眼，女儿当即蹲地大哭，同班岳同学急忙报告老师，常老师来到现场，要求两个男生给女儿道歉。女儿走出校门哭着对我丈夫说：眼睛很疼。

我丈夫就问清原因后，带着孩子急忙跑到诊所，医生给开了眼药水和消炎药，孩子拿药回家后，刚到门口就大哭：妈妈我眼睛太疼了。

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立即带着嘉嘉去找伤害她眼睛的同学，并要求住院彻查，你把我女儿眼睛弄坏的，你得负责。

(丈夫当天带女儿看眼睛的记录)

我和丈夫认为：同学伤害嘉嘉的眼睛毕竟不是故意的，如果我们贸然要求赔偿，还有一些讹人的意味。我们没有这样做。

几天后，嘉嘉说她的左眼视线模糊，我们立刻带嘉嘉到丰县人民医院就诊，并联系了嘉嘉的班主任常老师，常老师还记得我女儿眼睛的事。

（班主任组织协调）

两位同学的家长也表达了歉意，对我们说：先给孩子看病，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丰县人民医院医生嘱咐我带孩子去徐州第一人民医院。徐州第一人民医院给出诊断：左眼视力0.1，左眼钝挫伤，外伤性瞳孔散大。

2018年4月25日，常老师组织三方家长到校协调，对方家长愿意出共2000元一次性解决问题，我没有同意这个方案，第一次协调失败。

学校协调失败，我找了四个律师，律师暂不起诉，有录音，有证据，

走出实验小学后，我径直来到丰县歌风律师事务所找汪律师，律师叮嘱我固定证据，我又找到常永丽老师，我要求复印孩子承认伤害我女儿眼睛的书面材料，常老师称“材料找不到了”没有给我证明。

我报警后，丰县实验小学才愿意拿出证据

常老师不愿意给证据，无奈我只能报警，几天后，民警在王副校长办公室拿出对方孩子承认无意伤害我女儿的证明材料。

拿到材料后，经过亲戚介绍，我找到了张律师，张律师称：孩子的眼睛刚开始治疗，暂时不便走司法途径，等治疗差不多了再起诉。

女儿视力一天天下降，我真的等不起治疗结束再起诉了，经朋友介绍，我找到刘锦良律师，刘律师是我们本地最知名的律师。刘锦良告诉我：民事案子太多，需要排队，需要等候几个月。

（我们从未放弃走法律程序）

2018年6月初，我和丈夫准备带孩子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病，去北京之前，我再次带着女儿的材料去找刘锦良律师，我请求他抓紧帮忙起诉（有通话记录）。刘锦良律师称：你既然准备去北京看病，那就等病看完再起诉。我和丈夫决定，让刘锦良代理我女儿的案子。

我没有等到刘律师的回电，6月20日，我和丈夫带着女儿去同仁医院看病了。

6月25日，学校再次组织家长协调问题，两个家长分别愿意出15000，学校出于人道主义赔偿5000.。共计35000元。因为我已经决定走司法程序了，便没有接受这个方案。

7月初，我们全家又来到北京，同仁医院给出的检查结果是：左视神经损伤。

“孩子眼睛面临永久失明."我当时和孩子如晴天霹雳，那种绝望，心颤，我至今不敢回想。女儿呆呆地看着我，她还没有意识到失去一只眼睛对她是怎样的伤害。我和女儿哭着走着，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坐在楼梯嚎啕大哭起来。

我的大哭引来很多人的围观，一位北京大姐，也是带着孩子到北京看眼，她坐在我旁边，安慰我，并带着我和女儿吃了顿饭。她看着我女儿的左眼：你女儿的眼睛问题在全国很普遍，应该去国家信访局投诉，让社会重视孩子在校安全问题。

7月6日，我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教育部门应重视在校学生安全问，此前我已经预定好了律师，我并不是想通过上访解决女儿的赔偿问题。我请求公开我第一次上访内容。

信访局门口遭遇截访官员，一直被欺骗

我到国家信访局门前，一个身高180，清瘦黝黑，本地口音的壮年男子拍了我的肩膀，问我是不是李秀娟老师。我以为他是骗子，我说了一声不是，便走进国家信访局了。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信访。

我走出国家信访局门口，这个男子直接问我:你非要上访干啥？既然事情已经出了，就要把它解决了。

这个男子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我非常震惊。

此时，我接到我们镇中心校校长张超电话，张超要求我赶快离开北京，回来解决女儿的问题。（有录音）

几个月后，当我家陷入绝境时，我才醒悟，这个壮年男子叫赵才柱，是丰县安排在北京的专业截访人员。

我们回到丰县后，女儿的事没有任何进展，我再次找刘锦良律师要求起诉（有通话记录），刘锦良律师说不是打官司的时机。

司法途径走不通，学校协调又没有进展，我想起在国家信访局门口那个答应我解决问题的壮年男子。

2018年8月，我再次带着女儿到同仁医院复诊，我怀着希望找到赵才柱，我请求赵才柱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我女儿自从在学校眼睛被伤害后，非常害怕再到丰县实验小学上课，我想给女儿换环境，我对赵才柱说：我想请您帮助我家孩子转学，孩子心理太脆弱了。

（丰县截访人员赵才柱一直在骗我）

赵才柱称“转学不是问题，包括孩子眼睛的赔偿问题，也能给解决，等鉴定结果出来后，我们协调赔偿，鉴定结果该赔多少钱就要学校赔多少钱”。（有录音）

这一次，我在北京没有信访，回到徐州后，我给赵才柱发了数十条短信，打了无数个电话，事情迟迟得不到推进。（有全部通话记录）

此时，我女儿的视力越来越模糊了，我已经焦虑的睡不觉了。孩子每天不愿意去学校上课，赵才柱解决答应的转学问题怎么办？眼睛赔偿可怎么办？

为女儿鉴定伤情，丈夫因此被撤职

2018年9月，秋季开学，有律师朋友建议我带女儿去做伤情鉴定，伤残鉴定必须以单位名义才可以做，我和丈夫先是找到丰县实验小学要求盖章，被拒绝，我们又找到丰县教育局，丰县教育局也不给我们盖章（有拒绝的录音）。打官司和索赔必须有伤残鉴定报告，在多方求助无果后，我丈夫就用学校的章为女儿做伤情鉴定。丈夫因此被撤职，理由是：丈夫滥用学校公章。

（丈夫被撤职原因：控我不力，滥用公章）

伤残鉴定后，校长耍泼

2018年12月7日，女儿的伤残鉴定结果出来：八级伤残，达到盲目4级，近乎失明。

（女儿的左眼鉴定结果：伤残八级）

拿到这个伤残鉴定结果后，我决定再试试司法途径，我来到丰县法律援助中心。丰县法律援助中心依据鉴定核算出36.8万元赔偿金额，并出具证明。

这张法律援助中心的金额加上发票金额，共计36.8万元，我们没有多要一分钱

我拿了这个36.8万赔偿证明找到丰县实验小学，丰县实验小学校长称：对方家长15000也不愿意出了。让我们走法律程序，他说这句话时：一副你奈我何的语气,，我直接被气哭了。

我前后找了4个律师，因为各种理由，都不代理我的案子，此时，有朋友提醒我：有关部门可能给律师施压了，即使你告也赢不了。

亲戚陪同我去北京求助，被威胁取消低保，我两次上访

此时我真的是没有一点办法了，我又想到北京的赵才柱。

2019年1月29日，我再次去北京找赵才柱，这一次我丈夫得在家照顾孩子，为了安全，我的表弟陪我去北京。

表弟家庭贫困，是一个低保户，也是一位农民工，表弟和我刚到北京，多位领导找到我表弟家人要求我表弟马上离开北京，否则取消表弟父母的低保待遇。

我怕连累我表弟，我急忙让表弟回家。我被激怒了，我舅舅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辛辛苦苦一辈子，老了一身病舍不得治全靠熬着，你凭什么取消他的低保待遇？

我再次走进国家信访局，反映了我舅舅家被恐吓取消低保一事，这是我第二次信访。

赵才柱发现我又来到北京后丰县实验小学副校长渠校长当天出现在我住的宾馆，要求我回徐州解决问题。

2019年1月30日，那天很冷很冷，我本想回徐州，可是我想到我出发前曾承诺一定给女儿讨个说法。我抑制不住，又大哭起来，我去国家信访局反映丰县实验小学相关领导耍泼无赖一事。我希望他们可以依法赔偿我女儿的左眼。这是我第三次访。

我第三次信访后，一位截访人员告诉我2019年大年初八成立处理小组，后来教育局成立以丁攀为首的处理小组，我问丁攀：请问处理小组都有哪些成员

丁攀回应我称：你没权知道（有录音）

过完年后，我再次找到丁攀要求解决问题，丁攀不接我电话，我打了丁攀数十个电话（都有录音，拒绝或推脱）。

新年过后，我女儿又哭了，她说自己想恢复视力，我作为母亲，我不可能告诉孩子她的眼睛永久失明，我说妈妈带你去，我又给女儿挂了同仁医院的号。（有挂号证据），并买了2019年3月3日的火车票。

罗烈公开称执法记录仪没电了，且对我是依法处理

2019年3月1日晚10点，我被以寻衅滋事罪带走拘留，在孩子的见证下，遭到了罗烈副所长的暴打，我永远忘不掉，罗烈打我时，我那9岁女儿用那一只仅剩下的右眼惊恐的眼神。

我丈夫被撤职，我被处分，被监视，被谈话。

我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反映罗烈殴打拘留我的问题12次，要求追究罗烈责任，在我和丈夫走投无路发出绝笔信后，我成了千夫所指的闹访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