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城市，单纯住在农村的人越来越少。最近在乡镇的派出法庭办案过程中，发现在派出法庭办案体验极差，故而对派出法庭的存废问题进行了思考。先说案例，后谈思考。

案例一：

2016年12月，我代理的一个民事执行案件，执行法院长沙地区A法院向协助执行义务人湘潭市C公司发出提取裁定，要求提取在审判阶段已经冻结的应付账款17万元。湘潭市C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了书面执行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A法院做出撤销之前提取裁定的裁定书，并告知老杨向湘潭市C公司所在地法院（湘潭地区B法院）提起债权人代位权之诉，要求湘潭市C公司履行支付义务。我也认为A法院作出的裁定符合法律规定，遂准备向湘潭地区B法院提出债权人代位权之诉。经向湘潭B法院立案庭了解，C公司的普通民事案件应由B法院下属的一个派出法庭立案受理，该派出法庭就在C公司附近。

后来的发生的事情十分复杂。2016年12月上旬老杨向B法院的派出法庭申请立案时，负责立案的刘法官称这个案子要问一问庭长的意见，而庭长当日不在庭里，因此刘法官将诉讼材料收下后，要我过几天打电话过来问立案情况。大约过了2日，我打电话问立案情况，得到的回复是：庭长认为这个案子立案有问题，你过来一趟详细沟通。于是次日我又去了一趟湘潭，当面和派出法庭的庭长沟通立案问题。可惜，沟通的非常不顺利，就内心而言，我是愤愤不平。庭长的意见是这个案子应该提执行异议之诉，不能立债权人代位权之诉，十分强势，甚至想对我进行了法学教育。因为庭长的年纪要长一些，所以我不得不接受一些教育，毕竟事还得在人家手里办，对长辈总不能言语太过。即便如此，我也得把观点给他阐明多遍，即：不管能不能以执行异议之诉立案，以债权人代位权之诉立案是肯定可以的，即便存在法条竞合，原告有权选择以何种案由起诉立案。但是庭长则回避我提出的该观点，执意要求我去A法院以执行异议之诉立案，不仅不给立案，也不给开出具《不予受理裁定书》。好说歹说，庭长不接受我的意见，慢慢地避而不见，我十分委屈。最后，我在其他办公室找到他，我跟他说：那这样吧，我先去A法院以执行异议之诉立案，如果A法院受理，那我没有必要再来；如果A法院不受理，那你们就要受理，当事人的诉权总是要保护的，不可能谁都不管了。当时庭长答应了。

于是接下来的约4个月时间，我花在了A法院。大约在12月中旬，我去A法院申请立案，A法院立案窗口接受了材料，但回复称执行异议之诉需要跟执行局核实情况才能立案，也要我过几天再电话询问立案情况。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了A法院立案庭的电话，说这个案子不能立执行异议之诉，并作出了《不予受理裁定书》，要我去拿文书。其实这个结果是我预见到的，甚至是我想要的，因为我可以凭这个《不予受理裁定书》去B法院派出法庭申请立案。

可是，费了这么多周折，当我第3次来到湘潭B法院该派出法庭时，该派出法庭的庭长仍是不同意立案，并称：“你的《不予受理裁定书》还没生效，有15天上诉期，如果你不上诉到时候过了上诉期不要怪我”。我尝试与庭长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沟通，尽量说服他立案，可是几次周旋都没有说服他。我非常委屈，明明说好的如果A法院不受理的，派出法庭就受理的，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并且还说这种威胁的话。几经徘徊，我只好回了长沙。在与A法院立案庭庭长电话沟通后，我决定向A法院邮寄了《上诉状》。接下来是3个月左右的等待期，春节后，大约在2017年2月中旬我才收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结果是维持A法院的不予受理裁定，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大约是2017年2月下旬，我重新整理材料后，再次向湘潭B法院的派出法庭申请立案。当我打算直接去找庭长汇报情况的时候，才发现派出法庭的庭长已经变成了李庭长。这位李庭长我认识，之前我代理的一个案件他是主审法官。对我而言，李庭长的性格比较亲民和善，与他沟通要轻松得多。李庭长当着我的面和C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隐约听到C公司的某总在说“不是要去A法院立执行异议之诉……”，但李庭长对C公司某总说：现在对方的律师已经到法庭了，这个案子确实是债权人代位权案子，到时候看你们能不能调解。当日，我便拿到了立案通知书。

这个案例中，C公司是一家全国有名的重工企业。因为庭长不想立案，我多跑了2趟A法院（来回总计50KM×2×2=200公里，每次都是半个工作日，总计1个工作日），多跑了3趟B法院派出法庭（来回60公里×2×3=360公里，每次都是半个工作日，总计1.5个工作日）。另外，因与庭长沟通不畅带来的负面情绪十分恼火，我甚至想过去A法院立案窗口、信访监督窗口反映这个情况，但是从委托人的利益考虑，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认为，庭长不同意立案，不仅仅是法律理解错误的问题，是一种性质比较严重的不作为、乱作为。在与他的沟通过程中，我对他的性格人品有一定了解，当然我的评价是极负面的。

案例二：这是一个正在着手立案的民事案件。

前几日，我去长沙地区D法院立案，被告知应在案件应该由派出法庭立案受理。果然中招，我原本就担心会由派出法庭立案。经查询，那个乡镇十分偏远，足足有60KM。我早上7点半出发，因为市内有些拥堵，我九点20左右才达到派出法庭。经了解，派出法庭只有2位法官（庭长、副庭长）、2位书记员。立案时，一位肖姓男工作人员（我无法确定其是法官还是书记员）跟我说，不能马上给立案通知书，10月份就要考核了，等过了10月份再看。这种情况，这几年在长沙市地区的法院都有遇到，作为代理律师肯定会争取。在与肖聊了一会后，肖又说这个案子等另一个法官来看下材料再说，要我等一下。大约过了10分钟，另一个法官回来了，大致看了一下起诉材料，也没直接说可以立案，反而把材料转交给了肖。经询问，肖说这个案子会在另一个法官手里，得问了那个法官能不能立案才行，而那个法官上午不在庭里，说是中午会来。在法庭几经辗转，我只好留了电话往回赶。

到了下午四点多，我打电话给派出法庭，肖将电话递给了那位法官。我多次问那位法官贵姓，均未得回应。听到的都是比较严厉的言词，说：你交的证据材料不够，不能立案，需要补足了才立案。我说：基本事实的证据，我已经交了，其他的证据我会在举证期限内交。对方说：这怎么行呢？你是原告得一次性交齐，没有必要在举证期限内交，不是耽误时间吗？又不是被告。我正要辩解一下，并问对方贵姓，谁知道电话就挂断了。

一次体验极坏的通话，完全没有到达我的沟通目的。可是怎么办呢？估计只能抽空跑一趟问问情况，而真正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还要跑多少趟。因为，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作为承办法官完全没有必要声色俱厉地这样和一个律师沟通，我认为这是十分失态的，其背后隐藏的东西显而易见了。

这个案例中，法官有两个十分低级的错误：1、立案已经实施登记制度，只对材料做形式审查，材料符合要求就要当场受理；2、没有法律规定原告立案必须一次性将证据交齐，反而明确规定了举证期限制度，再者，以证据不足不给立案更是错上加错。

思考：这两个案件均是我的亲身经历的案例，都发生在较为偏远的派出法庭。律师作为专业人士尚且要受这么多的委屈，如果是当事人自行诉讼，那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谷德律师认为，在派出法庭办案非常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理由如下：

1、地方保护主义。从人情方面来说，派出法庭辖区小，本地的一些乡镇企业是派出法庭的常客，这些企业会千方百计地拉拢派出法庭的法官，甚至形成不正当的权利寻租；从利益方面来说，乡镇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也是需要特别保护的。

2、强势的一言堂管理。派出法庭的人员配备非常简陋，很容易形成庭长一言堂式管理，庭长的意见一旦出现偏颇即无回旋余地。上述第一个案例就非常明显，虽然负责立案的刘法官态度并不反对立案，但他没办法做主，也不敢多说什么；第二个案例中，电话里的法官讲话十分强势，我猜想其职位应该也是庭长（上午不按时上班佐证这一点），在场的肖和另一位法官看了材料认为没有问题所以收下了，他却如此独断。

3、缺乏有效的监管。作为代理律师，遇到这种情况，我感到很无奈、无助，我想第二个案例中，即便我再去沟通，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既然对方不想立案，就难以通过沟通协商解决，因为这本不是沟通的问题，除非我能提起什么监督措施，督促他们立案。但是，派出法庭的立案等本是法院内部的管理问题，如果法院没有公开监督方式，律师从外部来看就只有向法院立案庭或者信访监督部门反映，而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除非迫不得已；所以，在电话里，法官可以强势地、无礼地发声，也可以挂电话，因为知道我拿他没有办法。

谷德律师建议：

一、根据现在的情况，基层人民法院可以不再设置派出法庭，或者逐步取消派出法庭，理由如下：

1、现代交通已十分发达，去县城、市区参加诉讼不再困难；

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城市，单纯居住在农村的人越来越少；

3、只有原、被告都是当地人的时候，派出法庭才体现出办案的便民性，而现在民事行为、商业行为不再像多年前那么局限于地域，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被迫要去派出法庭参加诉讼，实质上增加了诉讼的成本、丧失了部分便捷性；

4、人民法院设置派出法庭，需要另外配备基础设施，如办公场地、车辆、公办设施等，增加了管理难度和财务支出；

5、派出法庭的案件效率不高，从收案到判决，很多程序需要到本院办手续、盖章，并没有体现出办案的便捷性。

二、即便不能取消派出法庭，至少在案件管理方面需要做如下改进：

1、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应由本院立案庭统一立案，再根据案情决定是否将案件分派到派出法庭审理，这样能真正保证当事人体验到司法审判的便捷性；

2、只有原被告都在本地的案件才交由他们对应的派出法庭，其他的案件由派出法庭审判并不能体现便捷性；削减了一部分案件后，派出法庭的办案质量也将提高。